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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旋律詠流傳——對紅色經典歌曲的隨感

【連網】(金同啟)“《長征組歌》《黃河大合唱》《解放軍進行曲》《祖國頌》《 我和我的祖國》……”在慶祝新中國70歲華誕前后,從東海之濱,到帕米爾高原,從碧波滾滾的南海,到白雪飄飄的北國,這些耳熟能詳的紅色旋律在各種場合,在影、視、頻等多媒體中再次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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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聽到這些熟悉的紅色旋律, 就會心潮澎湃,激情難抑。復蘇了的記憶投影,重現一個個鮮活、動人的紅色故事,呈現出我們黨浴血榮光的交響史詩 ;每當我聽到這些紅色歌曲,就會熱血沸騰,激情燃燒,喚醒歷史的河床,展現出我們的祖國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再現氣勢磅礴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宏偉畫卷……

結緣紅色經典歌曲

紅色旋律即紅色歌曲,就是贊揚和歌頌革命和祖國建設的歌曲。如紅軍歌曲、抗日歌曲、解放歌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的各類進步歌曲。它們普遍具有濃韻的感情基調,有較強的節奏感。

我對紅色經典歌曲的喜愛緣自我的家庭環境和所處的時代。我出生于上世紀的60年代初,自幼便受到家鄉優美的民間音樂和戲曲的熏陶,母親畢業于新海連市林校,在當時農村算是個“知識青年”,喜愛民歌和紅歌的她,是最早教我唱歌的啟蒙老師,旋律優美的紅歌,讓幼小的我開始對唱歌產生了興趣。5歲時跟母親學會了唱《東方紅》《北京的金山上》等。除了跟母親學唱歌,我還跟村里的“大廣播”學唱紅色經典歌曲。“文革”爆發后,“紅色”浪潮席卷全國,“紅歌”回響在中華大地。我家住在中云公社(現為中云街道辦事處)大禮堂附近,當時公社廣播大喇叭每天除了播新聞,更多是播放各種紅歌唱片,那時,“大廣播”一響,全村的人都能聽到。因此,我學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翻身農奴把歌唱》《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這些歌曲伴隨著信仰而打下時代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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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大唱革命樣板戲,跟父母與廣播喇叭學會了很多的革命樣板戲,如:《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插曲。那時所唱的紅歌單一,以樣板戲為主,全國“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廣播里不是“我家的表叔數不清……”就是“朔風吹,林濤吼……”這些紅色旋律的音符染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我學會這些紅歌后到處唱著、哼著,稚嫩的童音先是回響在家里,受到大人鼓勵后,便到鄰居家、親戚家唱……

1971年,我在小學上二年級時,從廣播里不時傳來清新、高亢而優美的陜北紅色民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等,讓我為之一振,我馬上跟著廣播學唱,但這些樂曲播放次數較少,且唱詞難記。正當我為之發愁時,父親幫我解了難題,當時他在贛榆縣給我買來了一本《陜北革命民歌選》,除了上面兩首歌,還有《翻身道情》《軍民大生產》。我如獲至寶,帶到學校拿出新歌本學唱,老師獲悉后借閱,第二天就在班里教唱,不久整個學校在傳唱。從此,我愛上了剛毅、沉郁、宏壯的陜北紅色民歌和信天游。

當時紅色經典的旋律天天回蕩在校園上空。我們上學放學唱紅歌,課堂上老師教唱紅歌,連學農時下地干活都唱紅歌,學校操場集中開會不僅唱紅歌,各班還要拉歌比賽唱,遇到重要節假日,各班還要舉行革命歌曲表演唱等,當時傳唱的紅歌有《東方紅》《國際歌》《學習雷鋒好榜樣》《唱支山歌給黨聽》等,還有一些電影插曲《青松嶺》《英雄兒女》《紅星歌》……那時候,校園內外到處歌聲蕩漾,當時,學生們的物質生活雖較匱乏,但精神生活豐富,充滿活力。

我學生時代的記憶深處,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5年秋唱《長征組歌》,當時我在中云中學上初二。之前,我已讀過反映紅軍長征的《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紅色書籍。從書中了解紅軍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舉。因而,對反映這段紅色歷史的《長征組歌》比同齡人有著更多的理解和喜愛。組歌共分為《告別》、《大會師》等10個部分。當時,教唱我們組歌的是教語文課的蘇老師,他選取其中的一首《過雪山草地》。他不僅教我們唱歌,教我們理解這些音樂,還講述組歌創作背景,讓我們感受紅軍指戰員那種不屈不撓、艱苦卓絕、英勇奮戰的英雄氣概。從此,我便深深愛上曲調動人優美、語言深刻凝煉,頌揚長征精神的《長征組歌》。

70年代是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我們不僅唱紅歌,還演紅歌。1976年4月,中云中學組織了歌詠隊,以詩朗誦、領唱、合唱的形式,歌詠毛主席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先是由蘇老師挑選歌詠隊員,然后再一遍遍教唱、排練,經過一月的排練,5月中旬,在公社大禮堂拉開帷幕,近百人歌詠隊統一著白襯衫,穿藍褲子,每人都化裝。音樂老師們將全校能用的樂器搬去伴奏,胡老師戴著白手套,手拿銀色指揮棒,大禮堂內燈光璀璨,隊員們激情演唱,當唱到“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氣氛被推向高潮,歌聲和掌聲如潮,在當時可算得上是超級視覺“盛宴”。

記憶最深的是1977年我上高二時,我第一次扮演紅軍戰士,參加學校的表演唱《十送紅軍》節目。當時,教語文的張老師才藝雙全,為了增強演出效果,要求我們參加演出的同學要全部頭戴八角帽,穿上紅軍軍服,綁著綁腿。為了增強歷史“厚重”感,張老師還加上一段臺詞:“紅旗飄、軍號響,子弟兵、別故鄉……”結果,我們的演出大獲成功。

“十月里,響春雷,八億神州舉金杯”。打倒“四人幫”后,迎來了文藝的春天,一些“文革”前被打入“冷宮”的歌曲重見天日,上百首塵封已久的優秀紅色經典歌曲再次回響在中華大地,我常唱的紅歌有:《南泥灣》《延安頌》《紅梅贊》《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國》等等。

年少時唱紅歌,給我留下最美好回憶的是我的家庭“演唱會”。父親畢業于海州師范,做過小學教師,當過區文化站站長,吹拉彈唱都會,當時母親是民辦教師,也是個“歌迷”,我們兄妹三人都喜歡唱紅歌。大妹金同演唱得最好,年僅9歲時就參加公社宣傳隊,獨唱《我家的表叔數不清》;小妹金同唱也不俗,從小學、中學到海師一直是學校宣傳隊員;我唱得較差些,但我能唱的歌較多。每到周六、周日晚上家里的“演唱會”會如期開始,那可是家里最開心、最熱鬧之時,兄妹三人輪番演唱,父親拉二胡伴奏,母親則點評。每次大妹唱得最好,我雖是家里老大,卻排名最后,但我常以所唱歌曲的數量多取勝。可能是為了留存這美好的記憶,父親當時在寫文章時所用的筆名,就用我們兄妹三人名字的最后一個字合成“啟演唱”。此后,愛好唱紅歌成了“家風”,薪火相傳,如今,我的孫女剛兩歲多些就能用稚嫩的童音唱完整首《北風吹》,唱出整段的《我的祖國》、《過雪山草地》……

1979年我走上鄉廣播站工作崗位,有了結緣更多紅色旋律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市電臺的“每周一歌”節目是我的最愛,節目不僅教唱歌,還對歌曲進行評析,我跟著這個廣播節目不僅學會了百首以上的紅色經典歌曲,還提高了對紅歌的鑒賞水平。此外,我還跟著廣播學會了黃梅戲、淮海戲、京劇中的許多戲曲唱段,并在工作中傳揚紅色旋律。2006年,我參加“沿海萬里行”大型系列報道。時任社長邸占山帶著我們報道組到河北、遼寧省的七個市采訪時,晚上與報社同仁相聚時,我欣然唱起《見到你們格外親》、《烏蘇里船歌》,當熟悉的旋律響起時,在座的同行又找回往日的豪邁與激情,引發他們美好的回憶,贏得他們的喝彩,營造了熱烈友好氛圍,建立了深厚情誼,也促進了該報道完美“收官”。

求解紅色旋律的密碼

應該說唱紅歌、演紅歌、傳頌紅歌只是我喜愛紅歌的第一階段,它更多地停留在視聽的感性認識上。而研究紅歌,了解其創作背景、過程、發生故事及藝術特色,進而挖掘其內涵,是我喜愛紅歌的第二階段,即對紅歌進行理性思維,用歷史思維,多視角、全方位、立體化考量……多年來,我為了研究紅色旋律的“密碼”,用心用情地研讀大量黨史、軍史、紅色書籍、革命詩詞,反復觀看、感悟所涉及的電影、電視、視頻、音像資料等,深刻把握紅歌的內涵精神,不僅感受到紅色旋律的革命性和藝術美,更使我精神為之震撼,心靈為之凈化,人生為之影響……

紅色歌曲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堅定的信仰,充溢紅色精神。其代表當數《長征組歌》,而《過雪山草地》又是組歌中最受觀眾歡迎的歌曲之一。歌詞充滿著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它優美的曲調,沁人的旋律,現在每每聽來都是感慨萬千。這首歌也是周總理生前最喜愛唱的兩首歌之一。其中歌詞“革命理想高于天”,習總書記在多種場合講過。

《長征組歌》的詞作者是“軍中才子”肖華。他十七歲任“少共國際師”政委,參加長征時才十八歲,過草地時任師政委;1955年授軍銜時是最年輕的開國上將。1964年任總政治部主任,當年4月,肖華患肝炎到杭州療養。作為長征的親歷者,肖華熟悉當年所有的戰役、戰斗,他憶起當年那些在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倒下去的戰友,經常夜不能寐,往往夜里從床上爬起來奮筆疾書,寫詩作詞,激情和淚水濕透了紙背。為了創作《長征組歌》,肖華在杭州的一座小樓里,反復學習毛主席關于長征的論述,研讀了古今中外的詩詞歌賦,不知熬了多少個不眠之夜,體重減輕了好多。幾個月后終于寫出了《長征組歌》初稿,又反復征求意見,于1964年11月基本定稿。當年在京、津、滬等地演出后,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被譽為是我國合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作品,并入選為二十世紀華人經典音樂作品之一。類似題材內容的紅歌還有《十送紅軍》《紅星照我去戰斗》《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等等。

紅色歌曲除了紅色精神,還兼具歷史性、藝術性和詞曲美。《黃河大合唱》以變化萬千的長詩,氣勢恢宏的樂章,唱遍了全中國和世界許多地方,80年來這首歌曲經久不衰。1935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的冼星海回到了祖國,1938年秋,冼星海收到延安魯藝的聘書,離開了武漢,又途經西安,然后乘坐一輛救護車抵達了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后,他成功創作了首部民族形式的《生產大合唱》,但他一直有一個心愿,那就是希望能夠在中國民樂的基礎上融入西洋音樂,從而創作出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當時,青年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三隊,在黃河兩岸的革命根據地活動時,不慎墜馬摔傷左臂,被送到延安治療。之前,兩人曾合作過多首歌曲,知道老朋友受傷,冼星海前去探望。交談中,光未然向冼星海談起了自己渡黃河時的經歷,從壺口飛瀉而下的激流,在寬闊的河面上洶涌奔騰成一片怒濤狂瀾,船夫們喊著不同的號子,伴著隆隆濤聲,撼人心弦。一番描述,讓冼星海胸中奔騰激蕩,想與光未然再一次合作,而光未然也按捺不住創作和沖動,躺在病床上,一連五天,寫出了長詩《黃河吟》,并立即找來冼星海,在窯洞里朗誦了這首長詩,冼星海一把握住光未然的手激動地說:“我有把握將它寫好!”兩人商量,把《黃河吟》改寫成八首樂章組成一個大合唱,并起名為《黃河大合唱》。為了爭分奪秒,冼星海把自己關在簡陋的窯洞里,當時天氣非常冷,他正患感冒,找來一塊小木板,就坐在炕上寫,一會兒伏案疾書,一會兒唱,一會兒指揮,全身心地投入到創作中去。在創作艱苦時,冼星海想讓妻子為他做一點甜點激發靈感,可當時的延安根本沒有什么甜點可吃。于是妻子想買點白糖蘸著吃,結果沒有買到。光未然知道了就托人借了兩斤白糖給冼星海送去,他作曲時寫上幾句,就抓一把白糖,放到嘴里,然后飛快地在紙上寫下一串音符,靠著這借來的兩斤白糖,冼星海思如泉涌,創作出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作品。

1939年5月,在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之際,在延安大禮堂激情演出了《黃河大合唱》:“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在演出快要結束時,毛主席激動得站了起來鼓掌,連著喊了三聲“好!”。《黃河大合唱》在抗戰時期是一面旗幟,更是吹響了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號角。時至今日,我每次唱起它,仍然有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萬眾一心不可戰勝的力量噴薄而出,激勵著我遇難而上,奮進向上!我愛唱的內容相似的歌曲還有:《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延安頌》、《東方紅》《南泥灣》《解放區的天》等等。

紅色歌曲具有革命性、戰斗性、藝術性,彰顯出英雄主義、樂觀主義。1937年“七七事變”后,大批愛國青年懷著抗日救國的革命熱情奔赴了延安。在人群中有一位身背小提琴名叫鄭律成的朝鮮青年格外引人注目。到了延安后,被安排到剛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習。

一首歌曲能否廣泛流傳,曲調很重要,當然歌詞也同樣重要。鄭律成擅長譜曲,他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下,結識一個人稱“博士”的青年詩人公木。從此,兩個人惺惺相惜,一個寫詩,一個寫曲。1939年春,《黃河大合唱》廣為流傳,鄭律成很受鼓舞,他向公木建議:“咱們也寫給大合唱吧,你寫一組詩,我來譜上曲。”“咱們寫什么呢?就寫八路軍吧”,兩人商量后,公木就先作詞,然后反復修改,直到兩人都滿意了才脫稿。就這樣,在不到七天的時間里,公木就創作出了《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等八首歌詞,鄭律成在看到歌詞后興奮不已,立即開始譜曲。經過鄭律成和公木一番嘔心瀝血的琢磨,《八路軍大合唱》的編曲完成了。《八路軍進行曲》旋律渾厚深沉,歌詞蘊涵無窮的力量,把八路軍為民族解放而奮斗的革命精神,沖鋒陷陣、勇往直前、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用鏗鏘有力、熱情奔放的語言,表現了出來,在那個時候成為動員和激勵廣大軍民團結抗戰英勇殺敵的精神力量。這個歌曲演出以后,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熱烈贊揚。《八路軍大合唱》像長了翅膀,不僅在延安的山山嶺嶺回蕩,很快就傳到前方,唱到了各個根據地,受到八路軍官兵的肯定和贊揚。后來,這首歌曲的詞作者公木作為唯一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出席了“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毛主席緊緊握住公木的手說:“你寫得好啊,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希望你今后多寫反映兵的作品。”抗戰勝利后,八路軍發展為人民解放軍,《八路軍進行曲》更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更名后成為軍歌的歌詞做了改動。但它依然是進軍的號角,是解放軍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從1939年誕生到幾經修改最終確立,軍歌伴隨著人民軍隊的成長和壯大,也見證了人民戰爭的勝利。類似的紅歌還有《新四軍進行曲》《游擊隊之歌》《在太行山上》……

新中國成立后到文革前的歲月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優美的被群眾喜聞樂見的紅色歌曲,這些紅色旋律曲曲深情,感人至深,充滿昂揚激情。這些歌曲的代表作:《祖國頌》《我的祖國》《懷念戰友》《洪湖水浪打浪》《英雄贊歌》《娘子軍連歌》《地道戰》《紅星歌》……

這類經典紅歌中我喜愛唱的有三首:一是《祖國頌》,這首歌是著名作曲家劉熾為1957年的紀錄片《祖國頌》創作的主題曲,這首氣勢恢宏的大型合唱作品旋律寬廣、速度從容、氣勢宏偉,滿懷激情地贊頌了新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整首歌意境高遠,撼人心魄,民族自豪感充溢其間。二是《我的祖國》,這是為電影《上甘嶺》所作的插曲,歌曲采用壯美和優美相結合的筆調表達了志愿軍戰士熱愛祖國的感情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這首歌的曲調既有開篇獨唱部分的空靈優美,又有副歌部分的慷慨激昂,它旋律優美、節奏鮮明,深受人們的喜愛。三是《英雄贊歌》,這首歌是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也是中國電影音樂史上的經典之一。作品中歌詞與旋律結合得絲絲入扣,渾然一體。歌曲中體現出的人物形象鮮明生動、真摯感人,雄壯而優美,莊嚴而激情,整個作品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表達出對偉大祖國熾熱的感情。

那時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每每唱起這類紅歌都會激情燃燒,時時有著想當英雄的沖動,恨自己“生不逢時”,沒有出生在戰爭年代,沒能在炮火連天的硝煙中“雙手緊握爆破筒”將敵人腐爛變泥土,成為“勇士輝煌化金星”。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開放建設中,許多新紅歌像美麗的禮花綻開在神州大地上。這些紅色旋律已經成為時代風韻,這些紅色的旋律在潤物細無聲中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代表作品有:《祝酒歌》《絨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希望的田野上》《難忘今宵》《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西部放歌》《江山》等。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祝酒歌》,它創作于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末,當時,我剛走上工作崗位,聽到這首清新明快,以跳躍的節奏,抒情的氣質見長的新紅歌后立刻喜歡上它,高興時唱著抒發情感,煩悶時唱著排解愁緒。在歌唱家李光羲的經典演繹之后,這首歌傳遍了大江南北,成為一代頌歌。

或許是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工作在農村廣播站的緣故吧,當《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廣播中一經播放,我就被這首歌頌家鄉、歌唱祖國繁榮富強的新紅歌吸引。它歌詞樸實、曲調優美流暢,朗朗上口,通過對家鄉充滿希望的贊美,把希望和未來巧妙地結合起來,抒發了對美好生活的贊美,既歌頌了改革開放以后的新變化、新面貌,又憧憬著富裕、興旺而幸福的未來。因而,每當鄉里開大會,我就在廣播中首選這支很“接地氣”的歌曲來烘托氣氛,鼓舞干群士氣。

我喜愛《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則是因為這首歌契合當時我們年經人的特質和時代性,它創作和傳唱于1980年,那時我18歲,聽著這首歌詞新穎,形象鮮明、歡快流暢的旋律,并充分展現了80年代新青年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的新紅歌,感到唱的正是自己所思所盼所為……

我喜歡《西部放歌》,是因為這首歌中含有陜北民歌信天游的音樂素材,而我卻酷愛唱陜北民歌。歌曲反映時代主題,弘揚時代精神。加之優美大氣的曲調,醇厚熱烈的歌詞,使其散發著獨特的藝術魅力,深受我的喜愛。2012年,我隨報社領導到西寧商談創辦《東中西導報》,在晚上與當地同行聚會時曾引吭高歌《西部放歌》,因我唱得情真意切,雖然唱的“藝術分”不算高,但唱的“感情分”卻很高,贏得同行的叫好!

傳承蘊含的紅色精神

紅色的歌曲大都是經典,而經典是永恒的,是百唱不厭的。為什么紅歌能成為經典,而歷久彌新?

多年來我醉心于對紅色歌曲的傳唱和研究,經歷了“傳唱———研究———再傳唱———再研究……的循環往復過程”,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復研究,我深刻感悟到紅歌能成為經典而久唱不衰,緣于蘊含的“紅色精神”和“藝術美”,是精彩內容與優美形式的統一。那么,作為新時代的新聞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從紅色經典歌曲中得到哪些啟示呢?我們應該向創造紅色經典的老一輩優秀文藝工作者學習什么?……

紅歌中蘊含著的紅色精神有忠于信仰,忠于黨,堅守理想,熱愛祖國,摯愛人民,贊揚正義、勇敢,積極向上,弘揚革命的英雄主義、樂觀主義……配之積極向上的紅色音符,優美的旋律,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方式。這些紅色精神使紅歌傳遞正能量,讓紅色旋律觸動人的心靈,并在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產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紀念日,這天,西安學聯組織各校學生上街示威請愿,要求政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學生上街游行時被軍警打傷,學生們非常憤怒,這時學生隊伍唱起了《松花江上》,學生悲憤地唱著《松花江上》深深地感染了,也打動了張學良將軍,他說:“請大家相信我,一周左右就會有消息告訴你們。”勸退學生后,張學良果然沒有食言,三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從此,國共兩黨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寶塔山下的延河岸邊,《黃河大合唱》成就了一個經典的傳奇。當時,正是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這雄渾史詩在人們最需要它的時候,登上了博大蒼茫的高原舞臺,激發了中國人民參加抗日戰爭的高昂斗志。《論持久戰》堅定了全國軍民抗戰的信心,而《黃河大合唱》發出的怒吼,可謂是當時民族抗戰的最強音。專家評說《黃河大合唱》這一震驚世界的大作,它比千軍萬馬都厲害,動員少人,多少青年唱著《黃河大合唱》參加抗戰。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時,開場白的第一個節目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這首歌頌家鄉、贊美祖國的歌曲,為新中國走向強大、走向繁榮,譜寫了最美麗的樂章。

飲水思源,追根究底。當我唱起這一首首動聽而優美的紅色經典歌曲時,就會想起這些紅歌的創作者,他們是靈魂的歌者,是時代的先鋒。他們是如何“鍛造”這些紅色的旋律激發了一代又一代人,創造了屬于這個時代的聲音。

追本求源。創作紅歌的大都是經過革命炮火洗禮的文藝工作者,忠誠黨和信仰,為了理想信念,不懼犧牲。同時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深入前線、深入生活,深入到工農兵中去,為之創作。他們創作的紅歌大都是長期革命的真實感受;在藝術上追求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精神風貌。這些優秀的作曲家、作詞家如劉熾、瞿維、馬可、喬羽、雷振邦、馬可等。他們把先進的音樂技法與當時的國情相結合,創作了一大批齊唱、合唱為主的電影歌曲和革命紅歌。在他們的作品中能極大地鼓舞著人們的愛國熱情,體現了鮮明的英雄主義和強烈的革命斗志。

1956年夏,著名的作曲家劉熾接到了經過喬羽冥思苦想出來的《我的祖國》歌詞,一下子就被詞中描繪的詩意場景打動了,這位延安魯藝出身的冼星海的高徒,被譽為新中國的“旋律之王”,他決心創作好一首獻給全國人民都喜愛的曲調。于是,劉熾找來自1949年至1956年間最受人們歡迎的二十幾首歌曲,又從中挑選出4首抒情歌曲、6首民歌來研究其歌曲旋律特征,定好了創作方向,他便把自己關在房間里足不出戶。劉熾一遍遍地聽,一遍遍地唱,從中揣摩、體會歌曲的奧秘,分析它們的旋律、節奏特點,有時候唱累了,他就用笛子吹,吹累了接著唱。經過反復吟唱,劉熾決心以“純潔、深情、火熱、優美”八字,作為曲詞底色。風格旋律一旦定好,跳動的音符從劉熾的筆端流暢地涌出,僅用一周時間,旋律優美、節奏鮮明的歌曲《我的祖國》誕生了,傳唱至今,仍百唱不厭。

精益求精、力臻完美是老一輩藝術家深入骨髓的執著追求,更推動其作品邁向經典的高峰。60年代前期,在創作歌劇《江姐》的歌詞過程中,劇作家、詞作家閻肅將自己關入“大牢”,為了體驗生活,閻肅在當年的大牢過了七天七夜,他還讓工作人員給自己戴了沉重的腳鐐,腳鐐很重,碰到踝骨是鉆心地疼,吃飯、睡覺都不能解開,走路得把腳鐐拎起來,這種刻入骨髓的“煉獄”生活,使他在進行創作時,一直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為了創作《江姐》的主題曲,閻肅等又到了四川、重慶、成都等地,一次次創作,一次次被“槍斃”,習慣性“閉關”的閻肅再次將自己關在家里苦思冥想,每天他屋里的燈都在亮著,甚至妻子來送飯也不能進屋。經過十多天反復修改,終于成稿,一個簡易版的《紅梅贊》誕生了。然后經過演員試唱、修改,再試唱、再修改,前前后后20多次才最終確定下來。在巨大的壓力下,主題曲《紅梅贊》終于創作出來了。1964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觀看演出時,《紅梅贊》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兩個月后,毛主席親自接見了歌曲的詞作者閻肅。

創作了大量電影插曲的著名作曲家雷振邦,有著嚴謹的創作態度和執著的藝術追求!他的每一部作品幾乎都是傳世佳作。《懷念戰友》《婚誓》《花兒為什么這樣紅》……他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創作、采風、譜曲,而他創作的上百首的電影音樂涉及白族、壯族、塔吉克族等許多民族,可以說博采眾長,也形成了他電影音樂的獨特魅力,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經典的作品,但是我們沒有看到的是他克服多少自然災害、惡劣天氣去采風,他說:“我永遠堅信,藝術來源于生活。”這就是一個作曲家給我們立下的標桿。

這些德藝雙馨的藝術家們用青春、用智慧、用心血為我們的時代留下最美好的印記。每當想起他們,我總是心潮澎湃,充滿深深的敬意。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深受這些優秀藝術家創作“紅歌”精神的激勵和鼓舞,時常與之“對標”,在連云港日報擔任農村跑口記者期間,深入農村、深入生活,堅持“三貼近”,在農村廣闊天地里,謳歌“三農”,采寫了大量反映農民所思所為所盼的優秀作品,收獲省報紙一等獎“五連冠”,數十篇作品獲省全國地市報一二等獎。擔任總編辦主任、晚報、日報副總編期間,盡心竭力打造新聞精品,參與策劃、組織、采寫《青年記者住農家》《農民增收志愿隊》《沿海萬里行》《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刊》《一帶一路有個“我”》等十多個大型系列報道,均獲省、全國地市報一二等獎。其中,參與組織、采寫的《一帶一路有個“我”》首次獲江蘇新聞獎……

進入新時代,作為新聞工作者,我們要向創作“紅歌”的優秀藝術家們學習,在艱難困苦中磨練自已,自覺“經受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煉,”踐行新聞工作者要“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而采寫出更多的“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精品力作。謳歌偉大的時代、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

八十多年來,紅色經典歌曲用激情為祖國為人民歌唱,用熱情為我們的黨禮贊。今天,我們仍然要深情高奏紅色旋律,用真情唱響新時代的主旋律,匯聚共筑中國夢氣勢磅礴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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